1951年11月，保定，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场内，李克才站起身来，面对八百多名代表，谈起天津地委的严重问题。台下坐着张子善，谁也没有料到，这场发言会揭开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桩震动全国的大案。 李克才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刘青山、张子善抱有成见。1949年7月，他调任天津行署副专员，和两人共事。那时，刘青山、张子善都参加过革命，打过仗，负过伤，在干部队伍中有威望。 真正让李克才改变看法的，是一篇报纸文章。 文章披露了天津地委有人利用职权贩运木材。李克才看完后十分震惊，立即找张子善了解情况。张子善含糊其辞，刘青山却反过来责怪他，说大家过去也商量过，出了问题却装作不知情。 李克才没有争辩，只把这件事记在心里。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，公款就是救灾、建设和群众吃饭的钱。可是，刘青山、张子善却打起了地方粮款和建设资金的主意，甚至提出挪用十亿旧人民币搞机关生产。李克才明确反对，认为这不是正常的经济活动，而是把公家的钱当成了可以随意支配的私产。 他的反对没有挡住两人。 李克才安排合作社供应物资，要求只收运费、不取利润，刘青山、张子善却背着他另设供应站，从中牟利。后来，张子善又以盖房为名，试图骗取贷款。李克才拒绝开证明，他便绕开李克才，另找单位办理。 有一次，张子善连续三次要求动用一笔公款，李克才始终不松口。恰逢李克才外出开会，张子善便趁机把钱取走。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已经不是作风问题，而是严重的经济犯罪。 1950年至1951年间，两人先后侵吞、挪用机场建设款、救灾款和其他公款，涉案数额达到一百七十多亿元旧人民币。数字放在今天很难直观理解，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背后关联的是无数群众的生活和国家的建设。 李克才曾向上级反映，却没有立刻得到处理。有人劝他少管闲事，也有人担心把事情闹大后影响干部队伍声誉。李克才却认准了一件事：干部有功劳，不等于有了违法的护身符。 在那次省党代会上，他讲了一个多小时。张子善坐在会场里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李克才没有使用含糊的说法，而是把自己掌握的情况一项项摆出来。会场沉默片刻后，其他代表也开始揭发相关问题，调查由此扩大。 张子善于1951年11月29日被捕。刘青山从外地考察回来后，也很快落网。1952年2月10日，两人被依法处决。案件处理过程中，李克才并没有把自己看成“胜利者”，反而在报纸上检讨自己发现问题不够早、斗争方式仍有不足。 这种做法很能说明他的性格。他不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去揭发，而是把公款、公权和群众利益看得比私人关系更重。有人替刘青山、张子善说情，毛泽东曾指出，正因为两人地位高、功劳大、影响大，才更要依法处理。 李克才在河北工作期间，常年往农村跑。夏天戴草帽，冬天戴皮帽，坐在农民家的土炕上吃饭，和乡亲们谈庄稼、谈水利、谈粮食。有人说他不像干部，更像一个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老农民。 1952年天津地区遭遇严重旱灾，他天天到郊区查看情况。有人发现农村到处在挖坑，便怀疑这是劳民伤财。调查后才知道，天津不少地方地下水浅，挖一米多便能取水，农民可以挑水点种，保住春苗。这个办法后来得到推广，帮助当地渡过旱情。 困难时期，李克才还带着铺盖下乡，一住就是几个月。他跑了河北许多地方，记下大量调查材料，围绕农村生产和经营提出意见。后来被概括为“十项小自由”的一些做法，正是在这种长期调查中形成的。 他爱提意见，也接受别人提意见。一次民主生活会上，一名领导听到批评后拎起公文包就要离开。李克才当场喊道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那人回头后，他又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这是党的会议，有意见就要听完，不能一听批评就发脾气。” 话很重，却没有越过原则。 离休之后，他依然没有改变脾气。1993年，几名沧州干部向他反映，时任沧州地委书记的平易杰曾无偿占用公家家具，并租用高档轿车，离任搬家时还带走大量物品。李克才听完后没有因为旧日共事关系而沉默。 他写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并在信中说明自己的身份。调查展开后，平易杰被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。一个副部级干部因车辆和生活待遇等问题被查处，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。 李克才对家人同样严格。他有五个子女，常对孩子说：“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，不能指望父亲安排。”他的子女中没有人凭借父亲的职务获得特殊照顾，有的做普通工作，有的自己经商，有的远赴海外求学。 组织上曾给他安排住房，他却坚持住在原来的旧房里。客厅狭小，家具陈旧，墙面和地面也没有重新装修。女婿第一次到家时颇感意外，李克才只是淡淡地说：“住得下，就不用换。” 2001年6月，李克才在沧州去世，享年84岁。送行的人中，有干部，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。地委大院一名锅炉工来到灵前，跪下后久久没有说话。对于这个一生不肯对公权失守的人，乡亲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判断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