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由于缺乏人才、政治运动、维护稳定等多方面的原因，中央从军队抽调了不少干部到行政或地方上工作。对于这些打了大半辈子仗的人来说，离开部队是非常难过的事情，后续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尽全力重返军旅，不过有的人可以轻松如愿，有的却要经历诸多波折。 比如开国少将邓东哲，他在建国伊始奉命转到空军，当慢慢适应新军种的节奏后，又被抽调至工业交通部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即便这道命令是褪去军装他也只能服从。 不过，邓东哲想回军队的心思一直没断过，他多次找到老首长求助，1969年差一点就能如愿，上级有意调他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。 邓东哲听到这个消息时异常兴奋，饱含期待地等待调令的到来。然而等到事情尘埃落定，他 调 是调动了，却是调到计委担任副主任。 当年空军政治部是有空缺的，组织为何没有按照邓东哲的个人意愿进行人事调整呢？ 邓东哲是一位军政双优的将军，早年干政治工作出身，历任红六军团17师50团营教导员、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政治处副主任、晋绥军区32团政委、辽西第四军分区政委、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19师政委等职。 在三打四平之时，19师师长马仁兴不幸牺牲，邓东哲临危受命接过了军事指挥权。虽然这一战我军最终退去，但邓东哲指挥的19师表现可圈可点，纵队司令员邓华看到其能力，开始着重将他往军事干部方面培养。 邓东哲也不负期望，带领部队拿下诸多胜利，因此在1949年全军大整编时，邓东哲成为44军130师（7纵19师改编）师长。 不久后新组建的空军急缺人才，邓东哲又被调了过去，1952年以空三军副军长之职参加抗美援朝，出色地组织了多次空战。 从朝鲜回国后，邓东哲调任空三军政委，1962年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。彼时台海形势紧张，如此背景下把邓东哲及空三军调过去，是极大的信任。 从邓东哲上述的经历可以看出，他真就是那句话： “革命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往哪搬”。 什么地方需要人了，上级就会考虑把他调过去，1964年，组织又想到了他。 这一年中央发出号召，全国学习解放军。地方上和大单位都学习军队的模式成立了政治部。 军队模式自然是军队里的人更熟悉，随机一些军级以上的年轻干部被抽调出去负责此项工作，像邓东哲就改任工业交通部担任政治部副主任。 这个突然的变动对邓东哲来说难以接受，他从1931年加入红军算起，在部队已经生活了33年，人生有几个33年啊？ 他习惯并喜欢在军队的日子，心中的情感着实难以割舍，奈何个人必须要服从大局。 当然，组织选中他也是结合了实际情况的。一个不在军队系统的部门，突然要接受军队的那一套风格，必然需要一个政治能力强的干部来做工作。 邓东哲是搞政工出身，后来转到军事也非常出色，属于全面型人才，不用担心他到新领域会干不好。加上他那年才48岁，正年富力强之际，组织也是有意培养新一代的干部，因而他就被选中了。 虽然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有些勉强，但上级确实是出于看重的心理。当时工业交通系统还管辖十几个部门，权力很大业务很重，若非认可邓东哲，他也没这个机会调动。 彼时跟邓东哲情况类似的还有几位将军，像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吕清调任为农林部政治部主任，吕清性子比邓东哲要直一些，找到了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表露辞意，结果被赖政委教育了一顿，严厉告知这是政治任务，容不得拒绝。 最终吕清也好，邓东哲也好，无论愿不愿意都只能去上任。 由于军队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性质存在着巨大差异，需要仔细学习和调整，邓东哲最开始只能边摸索边工作。还没等他彻底搞清，大运动爆发了。 运动初期，全国各地都在搞“串联”，工业交通部承受了很大压力。好在中央也清楚工业交通属于国家命脉，不能乱，所以即使出手帮助稳定，邓东哲就没受到什么冲击。 1969年，空军那边传来消息，准备调邓东哲回去担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听闻这个消息，邓东哲异常兴奋，他自离开军队后就一直盼望着这个消息。 空军那边确实是缺人的，原政治部主任黄玉昆1967年被去职后，这个岗位一直就空缺着，需要一个思想过硬的人来帮忙抓一抓。 只是，邓东哲还是没能等到正式调令。没办法，工业交通部不愿意放人，国务院也准备要他。 工业交通部的领导交流时说过： “现在我们的干部也紧缺，像邓东哲同志这样的干部越多越好”。 国务院那边也要成立跟经济相关的业务组，准备让邓东哲去负责抓经济。 最终，邓东哲等到的正式调令是国家计委副主任。计委在当年非常核心，是关乎国家建设的核心部门。而组织让缺乏经验的邓东哲担此重任，背后是莫大的信任。 事实证明，组织的眼光没错，邓东哲在计委工作了九年，得到上下一致赞誉。只不过呢，他内心始终还是放不下军旅情怀，1978年找到老首长罗瑞卿申请回部队，罗很惊讶：国家计委多好的工作啊，怎么还想回部队。 邓东哲没有听劝，后来又给中组部和罗瑞卿写书面材料。罗是军委秘书长，有很大权力，见邓东哲心意已决，最终就同意他回部队，于1979年安排